清朝統治時，在日本的China留學生與反清革命家們，還都以「支那」標誌出身國，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如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梁啟超1899年寫的《憂國與愛國》中也有日本人稱Chinese為「支那人」的紀錄；另如孫中山的革命夥伴，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日本發起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民國，那時的「支那」顯然沒有侮辱之意。
1910年孫文所主導的「庚戌新軍之役」失敗，大清國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孫文領導的同盟會還仿效在日本明治維新戰爭中的「人斬」，成立「『支那』暗殺團」，想以暗殺手段來嚇阻與報復清廷的追殺。而在以下這封孫文寫給日本首相大隈伯爵的密函中：孫文同樣自稱「支那」 29 次；對支政策 1 次；「支那」革命黨 1 次；「支那」國民 2 次；「支那」人 1 次。總計： 34 次。
1919年五四運動之際，才有一些China愛國志士上書該國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官方以「支那」稱呼China，所以Chinese才開始認為「支那」是對China的一種蔑稱。於是于右任主張將「印度支那」稱為「中南半島」，郁達夫也在《沉淪》中深切描述他對「支那人」一詞給他的侮辱感。
總而言之，認為「支那」一詞帶有「蔑視」意味，是二次大戰時、代表Chinese對抗日本人侵略的一種敵我意識與情感；但真正帶有「歧視」意味，反而是「中國」一詞，這個詞明示China才是中央之國，其他地方都成了「蠻夷」。現在若硬要說，稱「支那」有「蔑視」意味，那麼明顯有「歧視」意味的「中國」一詞，更不該被拿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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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支那」
另外，若單看民進黨初選民調，看不出有國民黨操弄選舉的痕跡，或是「唯一支持」與「蔡馬馬」的效應。可是將之比較日前同屬藍營的《蘋果日報》對比式民調結果 (請見左圖)，藍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