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統治時,在日本的China留學生與反清革命家們,還都以「支那」標誌出身國,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如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4年宋教仁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梁啟超1899年寫的《憂國與愛國》中也有日本人稱Chinese為「支那人」的紀錄;另如孫中山的革命夥伴,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日本發起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民國,那時的「支那」顯然沒有侮辱之意。
1910年孫文所主導的「庚戌新軍之役」失敗,大清國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孫文領導的同盟會還仿效在日本明治維新戰爭中的「人斬」,成立「『支那』暗殺團」,想以暗殺手段來嚇阻與報復清廷的追殺。而在以下這封孫文寫給日本首相大隈伯爵的密函中:孫文同樣自稱「支那」 29 次;對支政策 1 次;「支那」革命黨 1 次;「支那」國民 2 次;「支那」人 1 次。總計: 34 次。
1919年五四運動之際,才有一些China愛國志士上書該國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官方以「支那」稱呼China,所以Chinese才開始認為「支那」是對China的一種蔑稱。於是于右任主張將「印度支那」稱為「中南半島」,郁達夫也在《沉淪》中深切描述他對「支那人」一詞給他的侮辱感。
總而言之,認為「支那」一詞帶有「蔑視」意味,是二次大戰時、代表Chinese對抗日本人侵略的一種敵我意識與情感;但真正帶有「歧視」意味,反而是「中國」一詞,這個詞明示China才是中央之國,其他地方都成了「蠻夷」。現在若硬要說,稱「支那」有「蔑視」意味,那麼明顯有「歧視」意味的「中國」一詞,更不該被拿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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