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郭於2014年6月26日，以學者身份受邀在高雄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談，會中他向張提出，「民進黨可以主動凍結台獨黨綱」，換取共產黨在「九二共識」上的讓步，使民進黨可以與支那進一步交往；令人驚異的是，當年7月21日他們將「凍獨案」送交中執會研議後，又發聲明，以「邏輯問題」指責「總統政見與黨綱完全脫節」，強調《台獨黨綱》成為邁向執政的「最後一哩障礙」。
看看今年蔡英文訪美提出「維持現狀」說，讓美方大表滿意，甚至認為都可以涵蓋支那強調的「九二共識」，連「《台獨黨綱》成為邁向執政的最後一哩障礙」，皆成為過眼雲煙。
大家都很好奇，郭正亮為何做這個大動作？我們是在猜啦：過去曾作為中共「認可」的民進黨與談代表，郭這時以「親中」立場、用各種惡毒的字眼，飆罵李登輝，若不是由張志軍事先直接授意，就是他想向支那表態，爭取下階段，由其代表蔡英文當選後的首席談判代表。
但是，郭正亮做了這麼多年大學教授，連「邏輯」都不及格，「政治判斷」錯誤，更無法堅持其初衷，讓我們非常擔心，將來他在談判桌上「自打嘴巴」的窘境。郭現在「偷雞不成」，蝕的可能就不是「一把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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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輝《Voice》專訪／2015.8.24 翻譯：【島弧・黑潮】 | 郭正亮／2015.8.22 美麗島電子報 |
| 揭開日台合作的新帷幕 | 台灣人不能縱容李登輝的親日史觀 |
| 於以前的大戰時從軍 鎮魂之夏終於到來。今年同時亦是作為終戰七十週年的一年。七十年前，我曾是帝國陸軍的士兵。自舊制台北高校升學至京都帝國大學，然後在大學時志願進入陸軍，被分配到高射砲部隊。 我所經歷過的是大戰末期熾烈的戰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在東京大空襲之際，部隊的小隊長戰死了。由我代理指揮。那時因燒夷彈的碎片劃過鼻子而負傷了。在那場大戰中沒有喪生可以說是運氣好，也可以想作那一定是神的引導。 「你一定也殺了人吧。」 今年，來採訪我的台灣記者這樣問到。大概是他已經習於和平，所以提出了這麼無知的問題。我察覺到他的眼中彷彿浮現出責難的眼光。 「不這麼做的話，是我會被殺掉。」 若是無論如何都要表達我當時的心境的話，那只能說是人類所具有對於「求生」的一種本能性慾望。話雖如此，我並非一味地企求存活下去。若是不怕被誤解地直說，我那時所追求的反倒是「死」。以最前線的步兵為志願，也是因為想要盡可能地接近「死」而已。藉由這樣做，來替自少年時期便困擾我已久的「死是甚麼」、「自我是甚麼」這樣的命題來做一個了結。但是，學徒出身的我並未能如願以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身為一名高射砲部隊見習士官，我在名古屋迎來了終戰。我也聽了玉音放送。周圍盡是灼燒的荒原。 回到台灣、本想終生做個學者的我，意外地踏入了政治的世界。（在拙作《新‧台湾の主張》裡彙整了這段過程，煩請有興趣的人自行參考）。 過去雖然我從一介學者，一路成為作為台灣最高領導人的總統，但是當上總統後，可以說每天都在鬥爭也不為過。對內有與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爭鬥，對外有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問題。但是在我擔任總統十二年期間內，我從未膽怯。而我之所以能以生死置之度外的覺悟傾力於台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原因之一是對神的信仰，另一個或許就是因為，我曾經有過在戰時徘徊於生死一線間的殘酷體驗吧。 作為「日本人」而戰的兄長與我 之前七月四日，在台灣新竹縣湖口鄉舉行了國防部主辦的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年紀念活動。那是由馬英九總統所推動的活動。話說原本一般的台灣人對此幾乎毫無關心，我也是在別人告訴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有這樣的活動。 我聽說日本對台窗口單位，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的沼田幹夫代表婉拒出席該場活動，我想那是當然的吧。該活動是「抗日」，但本來直至七十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本就曾經「同為一國」。因為曾「同為一國」，故不存在有台灣與日本打仗（抗日）這樣的事實。我志願進入陸軍，而我的兄長李登欽則志願進入了海軍。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的。  「武士道即是領悟死亡之道」 如《葉隱》的精神那樣，我們兄弟倆在當時有著若是為了保衛國家的話，死亦不足惜的覺悟。兄長和我所抱持的那般年輕的理想，在現實的巨牆前脆弱地崩壞了。日本輸了戰爭，而兄長作為海軍陸戰隊的一員，於馬尼拉陣亡了。沒有比血親的死更讓人悲傷的了。直到現在，只要一想起兄長的事，便會使我悲從中來，潸然淚下。然而我們兄弟倆曾作為日本人去作戰，在馬尼拉陣亡的兄長被供奉祭祀於靖國神社，這是歷史事實。扭曲歷史事實是不為眾人所容的。 另外，馬總統還發表了要在台灣建立慰安婦的紀念館。據說馬總統還說了「從大約二十年開始，我就一直支持著台灣以前的慰安婦」等發言。說到二十年以前，那是我還在當總統的時代。當時馬氏是我的英文翻譯，所以我跟他很熟。但是他一直支持著台灣慰安婦一事我則未曾聽聞。台灣慰安婦的問題已經了結了，這是很清楚的，現在才又炒冷飯實在毫無意義。 馬總統一連串的行動，可以說是在找日本的碴。他大概是想以終戰七十週年為機會，藉由與中國一同高唱「抗日」來討中國的歡心吧。但是習近平主席恐怕對馬總統未有好評。去年十一月，在台灣所進行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國民黨吃下了一九一九年創黨以來最慘烈的一次大敗。台灣選民對國民黨的馬政權清楚地說了「NO」。馬政權的支持率也跌至9%以下。對於史上最沒人氣的台灣總統馬先生，中國的領導部門大概早就放棄了吧。 馬總統因為焦慮於希望參加中國主導的AII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因此表示不以主權國家，而以經濟體的方式參加，卻仍無法成為創立會員。此事在台灣國內招致訕笑，那只能說是不必要的丟臉。說起來台灣參加AIIB，也只有部分在中國經商的大企業能夠得利而已，除此之外毫無益處，現在美國和日本也尚未參加。台灣將目標放在參加美日所推進的TPP（環太平洋戰略性經濟合作協定）的話，還比較有益。 台灣與中國是個別的「存在」 眼下，台灣政治最受矚目的是明年一月舉行的總統選舉。台灣在一九九六年，首次進行了總統直選。其後，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選舉。 二ＯＯＯ年的總統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勝選，發生了政權自國民黨轉移到民進黨手中的政權輪替。在二ＯＯ四年的總統選舉中，陳水扁以些微差距一樣打敗了國民黨的候選人。但是，二ＯＯ八年的總統選舉由馬英九拿下，奪回了政權。二Ｏ一二年的總統選舉中，馬英九也打敗了蔡英文，再次當選。在馬總統時代的八年間，台灣都一面倒向中國。 在明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已表明將再一次出馬競選。蔡氏是一位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取得法學碩士、並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法學博士的才女，他於我擔任總統時擔任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員等要職。順帶一提，我其中一名孫女會去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也是受了他的影響。 蔡的長處是理性而不花言巧語。雖說不只在台灣，最近有許多政治家只顧放大檢視對手的失誤，而未真正踏實地解決民眾所在意的政策問題。我所重視的領導者條件，就是「誠實自然」。不用華麗的演出來迷惑國民，而是盡可能地用平易的言語傳達給國民，失敗時則勇於承擔責任，這樣的磊落態度是最重要的。 《Time》雜誌亞洲版以「她可能領導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來介紹蔡英文，蔡可說是很早就被視為是二Ｏ一六總統選舉中的真命天女。當然，這並非毫無懸念。蔡針對中國與台灣的兩岸關係表明採取「維持現狀」的立場，對此，被民進黨內的獨立派批評其態度「曖昧」。但是此一批評實在毫無意義。 到底對台灣而言，維持現狀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就是指維持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思。換言之，對台灣而言的「現狀維持」即是表示著台灣與中國是個別的「存在」。那是因為高唱「獨立」而在國際社會引起摩擦是不必要的。我自己本身也從未主張過「台灣獨立」。 另一方面，國民黨在經過一陣混亂後，決定了以女性的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為候選人。也就是說，下屆總統選舉成為了一場女性的對決。在此之前罕有人提起的洪秀柱之所以被選上，除了是因為支持現任的馬總統以外沒有其他理由。這可說是馬英九企圖將洪秀柱當作自己的傀儡吧。洪氏所提的「一中同表（表明兩岸共屬中國的一部分）」是連中華民國的存在都否定了，以這樣的主張參選中華民國的總統，實在可以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在上次的總統選舉（二Ｏ一二年）的最高潮階段，我正在動手術，所以無法很充分地替蔡英文助選。在下次總統選舉中，包括提供各種建議，我希望好好地支持蔡英文。 「脫古革新」才是台灣人的道路 加速倒向中國的國民黨政權，是以所謂「九二共識」為根據的。日本人應該不太有聽過這個詞，但那其實完全是一個捏造的東西。 那是指在一九九二年的香港會談上，達成了「對於一個中國的解釋，由（兩岸）各自表述」的共識，但其實那共識原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九二共識」是自二千年後為了讓國民黨方便利用而由外省人（日本戰敗後自中國來台的住民）蘇起（前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捏造的，蘇起在之後也承認他「捏造」了這個東西。說到底，一九九二年擔任總統的正是我本人。我從未接到達成此一共識的報告，也未曾從誰那裡聽聞過這樣的共識。 但是，台灣人當中也確實有人深陷於「一個中國」的思考當中。我認為這是因為整個國家尚未確立作為台灣人的主體性。對此，為了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使台灣成為一個更民主的國家，我所提倡的就是「脫古革新」。那是指跳脫以往、將革新所有事物的思想。在此之際，重要的是立足於歷史，向歷史學習。 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於一八九五年，在下關進行甲午戰爭的和談。那時的議和條件是割讓台灣。因為對清國而言，台灣是「化外之地」。翻開中國的歷史，皇帝制度被承繼了五千年。這樣的體系是「中國式的法統」，被排除於法統外的台灣，是一個中國文明所未及的化外之地，也就是一個野蠻的夷狄之邦。 當然，現在的台灣既不野蠻，也不是一個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現在的台灣是眾所公認的主權民主國家，民主程度也遠遠地比中國還要來得進步。在此之上，我們必須要透過「脫古革新」使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更進一步。 在此所說的「脫古革新」也可以說是一種為了超越中國式的「託古改制」的思想。託古改制是指「按照古時候的作法進行制度改革」，而正是這樣的思考，才為中國帶來了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思‧韋伯所說的「亞洲停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好幾次可以說是政治改革的行動，但可惜的是從未成功。因此，我認為韋伯所說的是一針見血。就此一意義上而言，可以稱其為「託古『不』改制」比較來得符合事實。 中國的這種存在之道，借用魯迅的話來說的話是「在封閉的空間裡亡靈附身而演出的一場戲，是這個國家蹣跚前進，一場無聊輪迴的戲。」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說發源自蘇維埃共產黨，但由於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國，也無法逃脫出魯迅所說的「輪迴戲劇」。在中國的共產革命不過是中國傳統中的霸權主義復活，具有誇大妄想特質的皇帝制度復辟罷了。 今年三月，李光耀過世了。他與我年紀相當，也被作為比較的對象。在此我想事先言明的是，李光耀和我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樣的。著有《文明的衝突》一書的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曾評論說「就算李登輝死了，台灣的民主依然會留下，但是如果李光耀死了的話，其制度將會消失。」新加坡現任首相是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家族支配現在在新加坡仍然持續著。我想強調的是，如新加坡般妨害真正民主化的支配體制，若被視為是一種「亞洲價值」的話，那另一方面我在台灣所推行的則是尊重自由與民主的「世界價值」。 改變政治的是「年輕的力量」 政治必須要日新又新。對現在的日本來說最大的課題是如何修正做為國家根本的憲法。由於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禁止日本保有軍力，所以現在的日本是將自己國家的安全保障，以半委託美國的方式來解決。日本如為了要做到真正的自立的話，則無法不面對修憲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六十多年來憲法隻字未改，反而是比較異常的。 一九八八年，我就任總統時，在台灣是由國民黨政權實行著獨裁統治。我那時認為會造成獨裁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不符合台灣現狀的「中華民國憲法」。雖說碰到許多困難，但過程中靠著民眾的支持，以經濟成長的維持與社會安定為背景，一滴血都沒流地完成六次修憲，成就了「寧靜的革命」，這是我一生的驕傲。 二ＯＯ五年，進行了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次修正，但是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民進黨）並未採用少數在野黨台灣團結聯盟所提出，以住民主體進行修憲程序的提案。這是因為陳水扁誤以為藉由與國民黨的妥協，便可永遠地維持權力。原本中華民國憲法的修憲門檻極高（四分之一以上的立法委員提出修正案，並需四分之三以上的委員出席，在其出席人數中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贊成通過後，還必需要自公民投票中獲得過半數的贊成票）為了台灣民主化的發展，再更進一步修憲是有其必要的，然而可以預見國民黨、民進黨的協商是很難達成共識的。 如果台灣要進行修憲的話，第一階段我會提倡的將是把現行的具有選舉權需二十歲的限制，拉低到十八歲。因為在台灣承擔起未來的果然非「年輕的力量」莫屬。 二Ｏ一四年三月，由於持續親中的馬政權即將強行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之際，約三百人的學生們占領立法院，催生了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學生運動捲動了一般的公民，最終膨脹至50萬人的規模，並包圍了總統府周圍。在台灣的新民主化潮流，可以說正是由年輕的力量所啟動的。 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同樣是由年輕的力量所成就的。坂本龍馬至江戶進行劍術修行時是19歲，並在外面的世界拓展了見聞。然後於二十七歲脫藩，二十八歲與勝海舟相遇。在京都遇刺身亡時，是年紀輕輕的三十二歲。雖說龍馬本身沒有出過國，但他從老師勝海舟那裡學到了歐美先進的制度。從龍馬所起草，被認為是新國家方針的「船中八策」裡，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由於有像龍馬那般的年輕人賭上生命，實踐了維新，才得以建立明治國家的基礎。他們的一生正可以說是「脫古革新」的過程也不為過。對我個人而言，在台灣太陽花學生運動的身影中，可以看見龍馬等維新志士般的行動。 對於台灣的未來令人擔心的是立法院的選舉制度是以小選區為主。小選區的制度下，若無政黨的推薦或支持的話，則很難實現當選。由此產生了不敢違逆黨中央的意見、以及年輕人難以進入國政殿堂的弊病。坦白說，從廣泛地反映民意這個觀點來看，我比較希望是採取中選區制。在日本也以為了建立利於政權輪替的兩黨制為名，導入了小選區制，但是否真正確實地反映了民意，現下也有檢視的必要。 IOT是接下來成長的關鍵 去年十一月，我有機會從素有安倍晉三首相頭腦之稱，內閣官房成員浜田宏一那裡，直接了解「安倍經濟學」。安倍經濟學據說是由不同層次的金融寬鬆（第一支箭）、積極的財政支出（第二支箭）、法規鬆綁（第三支箭）而組成的。在第一、二支箭方面，我想大致上是成功的。但是第三支箭，也就是僅鬆綁法規是否能達到經濟成長，我是有些許疑問的。 日本的股價雖然持續地急漲至今，但那也是多虧了日圓貶值之故。企業多以外幣來保有本身大部份的資產。日本股價的上升，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企業將因日圓貶值而增加的資產，投資到股票市場。另一方面，我則聽說薪資所得並沒有太大的成長。能夠成為經濟成長原動力的是創新，也就是新的技術。在這個領域值得被期待的，同樣也是年輕的力量。 最近成為話題的是「IOT（Internet of Things）」。所謂的IOT不只是在電腦或是智慧型手機，而是將感應器放入身邊周遭所有的東西，並使其與網路連結，藉此可以相互通聯而產生出新的服務與方式。世界高端企業都競相開發此一足以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革命性技術。 日本的京都以擁有革新技術的企業集散地為世人所知，其中我相當關注一家名為Connect Free的公司創業者，帝都久利壽的活動。一九八八年出生的帝都從三歲開始接觸Mac，十幾歲時就於矽谷創業，因故於十九歲赴日，目前是以京都為據點的二十七歲年輕人。他到訪我在台灣的住處，說明他的研發計畫，相信IOT會是成為次世代科技霸者的革新服務。 放眼世界，日本的IOT技術雖然相當先進，但大多是封閉於自家公司內的技術，很難向世界推展。對此，台灣擁有能夠因應全球市場需求，大量生產所需零件的優秀技術。也就是說，日本企業的研發能力若能與台灣企業的生產技術合作的話，是有可能稱霸整個市場的。 無論是歷史或是文化面，日本與台灣有著很深的連結，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兩個國家間有這麼堅固的羈絆了吧！我想向安倍首相傳達，台灣的IOT生產能夠成為安倍經濟學的強力支持。如此一來，日本經濟能夠重返成長，台灣藉由成為IOT的主要生產據點，也能夠增加就業機會。有趣的是，握有此一關鍵的人是一位美國的年輕人。我今年九十二歲了，還能夠活多少年不知道，但是為了台灣的繁榮與日台間的羈絆，我也希望我的躬行實踐，往後能夠持續下去。 | 前總統李登輝投書9月號日本右翼雜誌《Voice》，以「揭開台日合作的新帷幕」為題，質疑馬政府舉行「抗日戰爭勝利70年」紀念活動「根本悖離事實」。他說「70年前，台灣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既然是同一個國家，所謂台灣對日抗戰當然不是事實」。他還回憶起當年自願投入日本軍參戰，自己配屬日本名古屋高射第2師團，哥哥李登欽則參加日本海軍戰死南洋，表示「當時我們兄弟二人，是以貨真價實的『日本人』身分為祖國奮戰」。 李登輝的親日言論，立刻引起國、共兩黨的強烈抨擊。馬英九總統痛罵李登輝「出賣台灣、羞辱人民」，呼籲他「收回言論並向台灣人民道歉」。大陸國台辦痛批李登輝「可恥的殖民奴化心態及頑固堅持台獨立場，破壞兩岸關係發展」，還提醒「兩岸關係當前正處於重要節點，台灣各黨派與人士對李登輝的態度，足以反映他們對於兩岸關係與台灣前途的立場與選擇」。相形之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表示，李登輝言論是「個人的感受和立場，台灣社會有很多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對歷史有不同詮釋」，她呼籲「社會要抱持互相包容的態度」。 如果李登輝只是一介台灣平民（例如柯文哲爸媽），投書回憶自己的當年感受，當然享有個人言論自由，即使不認同李登輝言論，也應給予尊重。問題是，李登輝做過12年中華民國總統，至今還繼續享有總統卸任禮遇，他的發言並不只代表個人，還代表中華民國和台灣人的基本立場，李登輝的親日史觀也要接受更嚴格檢驗。 從7月22日李登輝獲邀到日本國會議員會館演講，到安倍首相與李登輝密會，到8月21日傳出日本右翼雜誌將刊出李登輝特稿，都可看出日本政界刻意選在9月3日中國大陸舉辦「抗戰勝利70週年」之前，試圖透過「台灣李登輝之矛」攻打「兩岸抗戰紀念之盾」的政治布局。就此而言，李登輝突然被日本政界密集凸顯吹捧，其實只是作為日本對中國的博弈棋子，用來抵消中國對日本山雨欲來的「抗戰勝利70週年」文宣攻勢而已。 我們並不懷疑李登輝和兄長當年是自願參加日本軍，是以「貨真價實的『日本人』身分為祖國奮戰」。問題是，李氏兄弟的日本認同經驗，並不能代表當時多數台灣人的主流價值。以1943年為例，台灣總人口659萬人，當時包括自願和強迫，台灣人投入日本軍參戰有8萬人，軍屬與軍夫12萬人，合計20萬人，只佔1943年總人口百分之三。 1936年9月，日本在台灣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鼓勵台灣人改日本姓名、推行日語國語運動、進行台灣寺廟整理、擴建日本神社等等。1940年公布「台灣籍民改換日本姓名促進綱要」，規定改姓名家庭必須符合「國語常用家庭」和「符合皇民資格且富於公共精神」兩大條件。李登輝父親李金龍是日本刑警，為了宣示效忠日本殖民政府，就率先將李登輝改名「岩里政男」，哥哥李登欽改名「岩里武則」。「岩里」是相當罕見的日本姓，據說源自一位本事很高、志在掃盪群魔的日本天神，由此可看出李氏家族改為日本皇民的決心。 但皇民化絕非台灣主流，直到1943年12月，台灣人改日本姓名仍然不多，據統計全台灣只有1萬7526戶改姓名，總人數只有12萬6211人，只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這些改姓名的台灣人，或是因為在殖民政府任職，或是因為有求於殖民政府機關，或是因為身為士紳屢遭殖民政府勸進，對台灣多數基層民眾來說，「台籍日本皇民」其實就是少數「親日高級台灣人」。 換句話說，李登輝成為日本皇民改名「岩里政男」，只能代表百分之二的台灣人經驗；李登輝和兄長投入日本軍參戰，也只能代表百分之三的台灣人經驗。李登輝充其量只能代表少數「台籍日本皇民」史觀，多數台灣人既不願改日本姓名成為皇民，也不願投入日本軍參戰。如果不能從更全面的角度，了解當時多數台灣人的感受和立場，就是明顯以偏概全、扭曲歷史。 可議的是，李登輝為了把自己所代表的少數「台籍日本皇民」史觀，擴大渲染成多數台灣人的歷史處境，不惜抹殺當時台灣人的其他選擇。事實上，當時台灣人至少做出三種歷史選擇： 一、徹底認同日本統治，自願改為台籍日本皇民的「親日派」。 二、徹底與日本殖民決裂，選擇投入中國抗日戰場的「親中派」。 三、繼續推動台灣自治改革運動，抵抗日本殖民壓迫的「本土派」。 以投入中國抗日戰場的「親中派」為例，當時台灣人的抗日足跡，幾乎遍及所有中國抗戰地區，也同時包括參與國、共兩黨。投入香港戰場，就有謝東閔、謝南光、李萬居、翁俊明、劉啟光、陳哲生等人；投入華南戰場，則有李友邦、蕭道應、鍾浩東、丘念台、郭耀傳、楊坤榮等人；投入華中戰場，也有吳思漢、朱天順等人；投入華北戰場，則有林思平、楊泰山、楊誠、李子秀、林棟、翁阿冬、楊美華、陳文英等人。至於在海外支援抗日，則有出身台中霧峰林家、南京陸軍官校畢業的林正亨，還有國府派赴舊金山推動華僑救國運動的黃朝琴等人，這些人都是當時台灣首屈一指的各界精英。 另以不斷抵抗日本殖民壓迫的「本土派」為例，1921年蔣渭水等人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推動鼓吹民權的啟蒙運動。1927年洪元煌、彭華英、謝春木、陳逢源等人成立「台灣民眾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經濟組織、改廢社會缺陷」作為三大目標。另如1932年《台灣民報》成為呼籲改革的最大漢文報紙，都是台灣「本土派」不懼日本殖民壓迫、不斷追求改革的歷史足跡。 但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抬頭，1931年「台灣民眾黨」被迫解散，1937年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民報》廢止漢文版，更進一步在1941年強迫改組為日本御用媒體，台灣「本土派」改革遭受空前挫折。可恥的是，從未抵抗日本殖民壓迫、從未參與台灣自治改革的李登輝家族，卻以「日本皇民」史觀篡改台灣近代史，全面抹殺「親中派」和「本土派」的抵抗日本運動。 強調台灣人當年的歷史選擇不只「親日派」，同時也包括「親中派」和「本土派」，是要凸顯台灣人面對日本殖民和中日戰爭的歷史困境和多元選擇。遺憾的是，包括李登輝在內的戰後台灣「親日派」，常因為反對國民黨外來政權，反對大中國史觀，故意誇大「日本皇民」史觀以偏概全。這種「親日史觀」不但和「大中國史觀」一樣唯我獨尊，而且在處理二次大戰的歷史正義問題，常陷入不知反省、連美國也無法接受的日本右翼觀點，讓台灣淪為「被殖民者同情殖民統治」、「罹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國際笑柄而不自知。 例如2007年1月31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針對二次大戰的日本從軍慰安婦問題，通過要求日本政府公開道歉的決議，提案寫明「日本政府應對日本帝國軍隊從1930年代到二次大戰期間，強行將年輕女性當作慰安婦而為性奴隸（sex slave）的作為，正式承認道歉，並接受歷史責任」。提案人是日裔第三代、加州民主黨眾議院Michael Honda。諷刺的是，連日裔美國眾議員都認為「慰安婦形同性奴隸」，訴諸提案要求認錯，台灣本身就是日本殖民的慰安婦受害者，竟然還為「慰安婦是否被強迫」陷入歷史課綱之爭！這種「被殖民者同情殖民統治」的荒唐行徑，看在美國人和亞洲人眼裡，豈是國際笑話可以形容！ 早在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就通過《反殖民地宣言》，認為殖民主義「阻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宣示要「無條件結束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殖民主義」。這些論述早已成為亞洲各國對待日本殖民的歷史基調，但台灣卻在亞洲成為唯一例外，不但對日本殖民統治充滿自我感覺良好的錯誤認知，還不斷附和「以身為日本皇民」為榮、讓亞洲人錯愕難解的李登輝總統。 我們不禁要問，相對於其他亞洲殖民地，日本殖民統治者果真對台灣人比較好嗎？事實上完全沒有。根據1945年《台灣總督府職員錄》，殖民政府161個敕任（簡任）職位只有1個台灣人（0.6%），2120個奏任（薦任）職位只有29個台灣人（0.7%），21198個判任（委任）職位只有3726個台灣人（17%），其中多數是小學教員、街莊役場低階職員、後補警員，完全沒有政治影響力。總計日本統治台灣50年，台灣人只出現過2名科長、3名郡守、3名法官、9名中學教員、2名大專教授，從來沒有任何台灣人進入中上管理階層。 此外，日本在台灣的警察分布密度，遠比在日本或朝鮮高。在日本，每名警察的平均管理人數是1228人，朝鮮是919人，台灣卻是547人。朝鮮每平方公里只有1.3名警察，台灣卻高達3.1名警察，加上深入基層的保甲組織，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根本就是警察之島。 至於李登輝奉為至高榮譽的自願參軍，日本政府對台籍日本兵的歧視待遇，更讓人無法接受。1948年日本厚生省公布處理戰後軍人復員統計，台籍日本兵死亡3萬304人，復員17萬6879人，但比較從軍死亡率，台灣兵死亡率卻高達15%，是朝鮮兵的5倍！儘管台籍日本兵和日本軍人的服役相同，台灣兵在戰後卻始終無法得到日本政府補償，直到1977年經由5個台灣民間團體不斷請願，日本政府才在1995年勉強發給補償金，但也只以當年未付金額的120倍計算，每名台籍日本兵只領到日幣200萬，與日本軍人以7000倍計算補償金，相差高達58.3倍！ 可恥的是，自詡「以貨真價實的『日本人』身分為祖國奮戰」的李登輝，1988-95年正在總統任內，卻從來不曾為台籍日本兵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說過任何一句公道話！這種「只會討好日本權貴、不屑與台籍日本兵為伍」的「親日高級台灣人」心態，才是「日本皇民」李登輝的真正本質。 比較台灣和韓國，更能看出台灣人完全被「親日史觀」誤導的歷史迷失！當年朝鮮人的日本皇民化程度，其實遠超過台灣，但戰後韓國人的政治主體性卻遠比台灣強烈。台灣曾被日本殖民50年，朝鮮也曾被日本殖民35年，1937年日本同樣在朝鮮推動日語國語運動，由於韓語和日語文法相近，1944年能使用日語的朝鮮人已經高達20%。1940年日本同樣推動朝鮮人改姓名運動，由於日本在朝鮮訴諸警察強制，朝鮮人改姓名比例高達總人口10%，遠高於台灣不到2%。 但戰後韓國人對日本殖民的痛切檢討，卻讓台灣人汗顏。2014年美國Pew研究中心針對亞洲各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調查，韓國人對日本持負面態度高達77%，僅次於中國90%，高居世界第二，與台灣一面倒向親日，成為強烈對比。 和李登輝曾改名「岩里政男」一樣，1940年也有一名朝鮮人改名「高木正雄」在滿洲國軍第8團擔任少尉，就是後來發動軍事政變的朴正熙。1945年日本投降後，「高木正雄」堅持日本皇軍精神拒不投降，還槍殺蘇聯紅軍聯絡員，後來順利突圍混入國民黨中央軍，才被遣返韓國。 朴正熙和夫人陸英修都精通日語，回到韓國之後，卻始終避談這段讓韓國人感到不光彩的滿洲從軍史，即使如此，朴正熙仍然因為急於和日本發展經濟合作，被韓國人抨擊為戰後最親日的國家領導人。女兒朴槿惠同樣熟悉日語，但在1998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之後，就始終以堅定反日著稱。 李登輝投書日本右翼雜誌之後，呂秋遠律師幫他辯護，認為李只是「說出事實」而已，並以1945年5月台北遭到美軍轟炸、導致死亡3000多人為例，說明當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和中美兩國站在對立面，「沒有台灣抗日的事實」。 同樣比較當年朝鮮，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12日蘇聯攻下朝鮮城市雄基和羅津，8月13日更與日軍在清津展開激戰，直到8月18日日軍才停止抵抗，造成許多朝鮮民眾傷亡。對戰後韓國人來說，當時朝鮮也是日本殖民地，也站在蘇聯對立面，如果比照李登輝「親日史觀」，當然也可說成「沒有朝鮮抗日的事實」，但戰後韓國人卻從來不如此認為。 戰後韓國主流史觀，是堅持朝鮮人追求民族解放的抗日立場，儘管蘇聯與日本激戰導致朝鮮民眾傷亡，但韓國人認為這是推翻日本殖民統治、追求朝鮮解放的必要之惡，根本不可能說出「70年前，朝鮮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所謂朝鮮對日抗戰當然不是事實」的荒唐言論！儘管當年也有10萬朝鮮日本兵，還有遠比台灣人還多的朝鮮人改日本姓名，但從來沒有韓國人會以「這就是歷史事實」的態度來自我辯護，更不可能以「當年曾為日本皇民」為榮！ 最諷刺的是，就在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向韓國抗日人士紀念碑獻花下跪、為日本對朝鮮殖民統治表示由衷道歉的關鍵時刻，曾做過12年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卻故意配合日本政界，說出讓台灣淪為國際笑柄、完全以偏概全的親日言論。對比亞洲各國反省檢討日本殖民侵略歷史，對比全世界熱烈討論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台灣繼續淪為亞洲親日孤兒，繼續縱容李登輝「親日史觀」橫行無阻，才是台灣人的真正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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